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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楷名帖——《靈飛經》的前世今生

時間:2015-05-19 10:57來源:中國少兒藝教網 作者:胡迪軍
唐人寫本《靈飛經》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小楷名作,全名《靈飛六甲經》,是一卷道家的經書,主要闡述存思之法。該帖書于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無書者名款,舊傳為鐘紹京所書。

 

    唐人寫本《靈飛經》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小楷名作,全名《靈飛六甲經》,是一卷道家的經書,主要闡述存思之法。該帖書于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無書者名款,舊傳為鐘紹京所書。
   《靈飛經》是唐人小楷的最高峰,此帖用筆靈動輕盈而不失厚重,結構側媚多姿又不失端莊;既有寫經書法常見之精練純熟,又處處顯現二王書風“明月入懷”之雅致。
    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經卷出土之前,傳世的唐人寫經作品為數不多,而此卷堪稱其中翹楚,自明末被刻入《渤海藏真帖》公之于世后,其清靈而雅致的書風立即為世人所驚艷,從學者鵲起,以至于成為有清一代著名的小楷范本,不斷被翻刻,從而廣為傳播,甚至影響到整個清代。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將其與莫高窟出土的眾多唐人寫經及日本奈良時期所傳唐人寫本相比,依然并不遜色,可見此卷的書法水平之高。但歷代關于此卷書法的作者、源起、流傳、傳播尚留有諸多爭議,本文就這些方面試圖拂去歷史的塵埃,探究其本來面目。
    一、關于書寫者
    關于此卷書寫者最早的記載是元代人袁桷①,其在著作《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的《題唐玉貞公主六甲經》中認為該帖是鐘紹京所書。其文如下: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鐘紹京守鐘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發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沉著遒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
    從中可見,袁桷對鐘紹京所書也僅僅是一種推測,并無可靠證據。其后董其昌在《靈飛經》后跋中進一步坐實了這一論斷,其文如下:
    此卷有宋徽宗標題及大觀、政和小璽,內諱字如“泯”、“泄”二字,皆缺其偏,不止“世民”二字避諱已也,開元時經生皆仿褚河南,此獨宗右軍《黃庭》,袁清容定為鐘紹京亦以宋思陵于經生書不收入內府,而書家品韻可望而知耳。又觀點定訛字,似為進呈揀本,當時夜光抵鵲,屑越太甚,余獲此卷,則如窶人解衣珠矣,書以志幸!
    鐘紹京說影響頗大,明清書家多從此說,而清代部分學者則否定了這一說法,如錢泳在其《履園叢話》卷十《收藏》篇中通過與當時所傳的唐人寫經相比對認為乃唐經生所作。原文如下:
    有唐一代,墨跡、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云間沈屺云司馬托余集刻晉、唐小楷,為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單越經》(歙鮑席芬家所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謹庭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蕘圃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經》(吳門葉氏所刻)、《律藏經》(王夢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悟《靈飛經》之非鐘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另外清代學者王澍在其《竹云題跋》亦認為《靈飛經》非鐘紹京所書。
    那么,鐘紹京究竟何許人也?
    鐘紹京,字可大(公元659—746年),唐代興國清德鄉人(今江西贛州人),唐睿宗景龍年間,官拜中書令,封越國公。唐代書法家。書法師承薛稷,筆意瀟灑,風姿秀逸。他嗜書成癖,也是收藏家,個人收藏名家真跡數百卷。家藏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真跡至數十百卷。紹京書名鼎盛,歷代墨家爭相贊揚,評價很高。宋代曾鞏在《元豐類稿》中稱:“紹京字畫妍媚,遵道有法,誠少與為此”。宋米芾《書史》稱鐘紹京書“筆勢圓勁”。明董其昌說:“紹京筆法精妙,回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清代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云:“紹京如新鶯矜百轉之聲”,清代葉昌熾在《語石》中高度評價:“紹京與薛少保齊名,開元初書家第一”。
掛于鐘紹京名下的作品有《升仙太子碑陰》、《轉輪王經》、《靈飛經》等,但其中比較可靠的作品只有武則天親書的《升仙太子碑》碑陰中的諸王題名,此碑今存河南偃師縣府店緱山之山頂,題名字跡筆劃圓轉流暢,與《靈飛經》有相似之處,可見從書風上看有一定的聯系。但是疑問有二:
    首先,開元二十六年時,鐘紹京已虛歲八十歲,以如許高齡尚能寫出如此清麗精到的小楷,這很難讓人信服。
    其次,唐以前由于印刷術尚不發達,當時書籍的傳播基本靠手工傳抄,產生了一種稱為“經生”的職業,當時宮廷用書多由弘文館、左春坊、秘書省等處的經生抄寫,經生的地位比較卑微,鐘紹京以高官之尊去從事如此低等的工作,讓人不可思議。
    由此可見,鐘紹京書之說,當屬附會,并不可靠。
    開元年間張九齡等人所撰《唐六典》卷十記載,秘書省置“楷書手八十人”,卷八記載,弘文館置“楷書手二十五人”。這些“楷書手”、“書手”的職責中,為官府抄經是他們的任務之一。那么這些政府抄經書手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呢?唐政府曾規定,“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即入(弘文)館內學書”②,著名書家歐陽詢、虞世南曾教習楷法。學成的善書者分到各館充當書手。這些書手沒有官銜品第,相當于“胥吏”,為政府所雇傭。敦煌所出的少量唐高宗內府寫經上都寫有“弘文館楷書成公道”、“左春坊楷書蕭敬”、“秘書省楷書孫玄爽”、“經生王思謙”、“經生郭德”、“經生趙玄祥”等書手題名,可見,當時的宮廷用經基本上都是由這些書手抄寫的。
    基于以上原因,當今學界普遍傾向于《靈飛經》為唐經生所作。
    二、關于玉真公主
    《靈飛經》卷的末尾有“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勅檢校寫” 的落款,這位玉真長公主是誰呢?
    根據《新唐書?諸帝公主》的記載:玉真公主名李持盈,唐睿宗皇帝李旦第十女,玄宗李隆基胞妹。降世之初,母竇氏被執掌皇權的祖母武則天害死,自幼由姑母太平公主撫養。受父皇和姑母敬奉道教影響,二十歲便入道為女冠,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封崇昌縣主食租賦。
    當然,貴為公主,入道清修并非“緇衣頓改昔年妝”,過青燈黃卷下的日子。712年前后,唐睿宗(玉真的父親)為兩個女兒(玉真公主和金仙公主)的出家而在長安、終南山、洛陽等地建立道觀。僅給玉真公主就至少建了三座道觀和一座別館,還占用了當年顯赫一時的太平公主的舊宅。她的宮觀之華麗一點不遜于皇宮,甚至尚有過之。當時就有大臣上書嫌太過奢糜。
    同時玉真公主又廣游天下名山,好結有識之士,與當時的一些名人交往密切,甚至有人認為在她的宮觀之中時常組織一些文藝沙龍,她還時常向其兄玄宗推薦一些有才華的人,經她舉薦入朝的人有詩人李白、王維、高適等,李白、王維并曾作詩歌詠玉真公主:
       玉真之仙人,時往太華峰。清晨鳴天鼓,飆欻騰雙龍。
     弄電不輟手,行云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李白《玉真仙人詞》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
       此地回鸞駕,緣谿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里發云霞。
       庭養沖天鶴,溪流上漢槎。種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
       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云車。
                           ——王維《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
    天寶初年,玉真公主年過五十,開始計劃自己的晚年生活,她看中了道教名山王屋山。于是,唐玄宗出錢給她在王屋山大興土木,這次的主體建筑叫靈都觀,這里后來成為玉真公主的終老之地。對此,《明一統志》卷二十八有明確記載:“靈都宮,在濟源縣西三十里尚書谷,唐玉真公主升仙處。天寶間建,元至元間重修,有碑。”而濟源的地方史志也記載:玉真公主晚年在王屋玉陽山靈都觀,以“柴門栝亭,竹徑茅室”為依托,出家修真又18年,于寶應元年(762年)在仙姑頂白日飛升,葬于平陽洞府前。
    唐代,道教有著特殊的地位。為了鞏固統治,唐皇室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后代,郡望在隴西成紀,也就是說,也是漢代飛將軍李廣的后代,然后傳到后來的西涼國開國皇帝李藁,他們是這一世系的。所以道教是李家的宗教,是國教。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的統治中,道教始終得到唐王朝的扶植與崇奉,道教的地位基本上都處于三教之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各地道觀林立,道徒眾多,求仙學道之風遍及帝王貴族、平民百姓。在這一情況下,玉真公主信奉道教而出家為道士,也就不足為奇了。
    今天我們能見到的唐高宗內府寫經多由政府掛銜的官員檢校,而此卷《靈飛經》由玉真公主親自檢校督寫,可見這一寫本應該是供奉于唐皇室內廷的道藏經卷之一,也可見此卷的珍貴。
    三、《靈飛經》墨跡的流傳
    啟功先生在其《記<靈飛經>四十三行本》③一文中提到《靈飛經》在明代晚期被發現,事實上這件作品早已是煊赫名跡,因為宋代時它已經入藏宮廷,由于此帖墨跡今天只流傳了其中四十三行,我們無從考察原卷,但元代袁桷、明代董其昌題跋中均提到此卷出自宋內府,董其昌后跋中云:“此卷有宋徽宗標題及大觀、政和小璽”、“……以宋思陵于經生書不收入內府”,可知此卷經歷了北宋和南宋的宮廷御藏,并有宋徽宗親書的標簽。元代的藏處不明,其后之流傳,清代錢泳在《履園叢話》中介紹甚詳,今錄之如下:
    明萬歷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后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于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冊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太常之子湖廣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煥留劍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于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
    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為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秘不示人,歿后其子靜軒太史稍稍夸于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為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毫發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為恨,后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并作趙松雪偽跋于后,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為吳余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于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跡,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余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從董其昌后跋及上文可知,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董其昌即在西安看過此經,并在帖尾題有觀款,十四年后,即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董其昌從吳廷④家獲得該帖。三年后,即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董其昌將其連同《法華經》一起抵押給海寧陳瓛(字元瑞,號增城)⑤,十六年后贖回。陳家私自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陳家四十三行后流傳到后代陳用敷之手⑥,將其送給老師秦蕙田⑦。秦蕙田死后,陳用敷再從其子處以計賺歸,后流入吳余山之手。
    此帖其后輾轉流傳,翁同龢之父翁心存⑧于道光18年乙未(1839年)購得,價500兩白銀。此后一直在翁家流傳,由于翁同龢沒有子嗣,他的家藏均傳給他哥哥翁同爵過繼給他的兒子翁曾翰。在之后的傳承中,又有兩人因沒有子嗣,均從翁同龢另一個哥哥翁同書那一支的血脈里,過繼孩子來繼承,后傳入翁萬戈之手,翁萬戈1918年出生于上海,在天津接受小學及初中啟蒙教育,1938年,翁萬戈先生赴美國普渡大學留學,1948年秋天,為避戰火,翁萬戈和他的家人把家傳收藏打包,遠渡重洋。先從天津運到上海,再從上海運到紐約,在1949年初到了美國。翁萬戈現在年事已高,《靈飛經》四十三行一直由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代為保存,大概于21世紀初正式轉讓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此經殘存四十三行本已由卷改裝成冊頁,共10頁,43行。經后附有董其昌向陳瓛索書信札3頁,及陳家、翁家等題跋若干。
    而董其昌所藏主體部分,據錢泳所載,董其昌從陳家將《靈飛經》贖歸二年后,即明崇禎元年(1628年),陳瓛之子陳之伸與董其昌相遇于西湖昭慶寺,問起《靈飛經》,則早已從董其昌手中轉出,其后不知所蹤。據稱部分曾藏于嘉興郭姓手中,未知是否還存在于天壤之間?
    四、《靈飛經》的傳播
    在現代印刷術出現之前,書法作品最為有效的傳播方式有二,一為勒碑、一為刻帖,而靈飛經的傳播則肇始于《渤海藏真帖》。
    此帖為浙江海寧陳瓛私家刻制,明崇禎三年刻成(1630年),陳瓛(字元瑞、甫申、號息園、增城)親自編集,名刻手章鏞摹勒上石。《渤海藏真帖》共八卷,前有帖目,集唐、宋、元三代十家法書,編為8卷。卷一即為鐘紹京書《靈飛經》,卷二為褚遂良、陸柬之書,卷三為蔡襄、蘇軾書,卷四為蔡京、黃庭堅、米芾書,卷五為米芾、米友仁父子書,卷六至卷八為趙孟頫書。
   《渤海藏真帖》中“渤海”二字,源于陳氏之祖籍,海寧陳氏,本為高氏,原籍渤海,宋太尉高瓊之后。明洪武初,高諒入贅海寧城東陳明誼家為婿,其子榮遂承外家之姓為陳氏,而以父之高氏祖籍為郡望,故稱渤海陳氏。
    明代匯刻叢帖成風,海寧陳氏曾刻《玉煙堂帖》、《渤海藏真帖》等匯帖5部,以《玉煙堂帖》為始,以《渤海藏真帖》帖最為精善,亦以此帖流傳最廣。雖然《渤海藏真帖》刻成于崇禎三年(1630年),但估計第一卷《靈飛經》應該刻成于1626年董其昌向陳氏贖回《靈飛經》墨跡之前,由于直接從原作摹出,加上刻工的技藝高超,此冊刻本極其精確地再現了《靈飛經》原作的風貌,為世人所稱道。楊守敬《學書邇言》評為“渤海藏真帖皆以墨跡上石,其中《靈飛經》一冊,最為精勁,為世所重。”
    但未知何種原因,陳氏扣留的43行墨跡的末12行未被刻入帖中。由于《渤海藏真帖》本《靈飛經》刻于原卷被割裂之前,所以該帖已是最能反映原作完整原貌的刻帖。
    原帖以質地細膩而堅硬的太湖石精細打磨后刻制,《靈飛經》一冊共用長70厘米左右,高30厘米左右的條石7條,每條刻5頁,每頁6行,除《靈飛經》書法本身外,還附刻董其昌后跋3段,計5頁半,共計全冊35頁⑨。據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記載,最初拓本完好無損,稍后拓本12頁第三行首字“朱兵”之“朱”字裂一線,清初拓本第5頁第2行中“齋室”二字破損,一般以“齋室”二字不損者為初拓。據王壯弘《帖學舉要》所載:清初拓本董其昌跋“十五年”行與“戊戌冬”行之間無直裂泐痕;乾嘉拓本,經文后段下方尚無亂刀痕;道光以后拓本后段下方有亂刀痕18條,世稱“十八刀本”,其時由于椎拓過多,字口已經比較模糊。
    至太平天國時,因戰亂《渤海藏真帖》和《玉煙堂帖》二堂法帖散失嚴重,有的被人拿去修筑城墻,其后經陳家后人搜集整理,合諸帖為一幀,更名《煙海余珍帖》,移置于陳閣老宅內,當時還存三百多塊,此后又經抗日戰爭和文革,散失更嚴重。直到1973年,文物部門組織力量收集二堂法帖殘石,得二百多塊,1982年,海寧縣政府把二堂法帖列入第一批縣級文保,而其中的《靈飛經》七方原石不知是否保存完好。
    其后,隨著《靈飛經》的流傳日廣,人們開始將這種典雅靈秀的字體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范本,社會的需求越來越大,隨之出現了大量的翻刻本,就筆者所見,不下十余種,有刻于石的,也有刻于木的,其中,有一種翻刻本在清中期以后聲望甚至蓋過了原帖《渤海藏真帖》,這個帖就是《滋蕙堂帖》。
   《滋蕙堂帖》又稱《滋蕙堂墨寶》,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祥曾恒德刻。曾恒德,山東嘉祥人,后遷福建惠安縣。乾隆十七年舉人,由國子監學正助教升刑部主事員外郎中,記名御史。辛丑春,授湖北鄖陽知府。《靈飛經》被其刻入《滋蕙堂墨寶》卷三,在翻刻過程中做了許多的修飾與偽造,以提高該帖的身價,如在首尾加刻“大觀”“政和”“褚氏”等偽印,在帖后偽加趙孟俯題跋,原作首頁第5行首字“從”右上點損,《渤海藏真帖》中以細線勾出紙破損的原狀,而《滋蕙堂帖》中直接將字填補完整。與《渤海藏真帖》相比,滋蕙堂帖《靈飛經》的字跡顯得稍為豐肥,此本在清代中后期受到世人的熱烈追捧。
    據友人見告,曾氏后人未能世守這套帖石,不久,《滋蕙堂帖》原石即被慈溪富商馮云濠購得,帶回慈城老家,嵌于其藏書樓——醉經閣之壁,文革期間,醉經閣被拆毀,帖石散落,直到上世紀末,慈城修建朱貴祠,重新將帖石收集,嵌于朱貴祠之壁。
    2002年我游湖州南潯,意外于張石銘故居之園壁發現部分《滋蕙堂帖》原石,其中《靈飛經》原石基本完整,但不知何時被運至南潯?
   《靈飛經》的另一重要刻本是《望云樓集帖》,嘉慶中嘉善謝恭銘審定,陳如岡摹勒。謝恭銘,字壽紳,號若農,浙江嘉善楓涇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藏書家。《靈飛經》被刻入該帖第一卷中,但僅有43行。據錢泳記載,《靈飛經》真跡43行本當時被吳余山所購得,謝恭銘借以上石。可知《望云樓集帖》中的43行,也是從真跡摹刻。
    此本雖然已非全貌,但刻工精良,較好地體現出原作的風貌。
    綜上可知,真正從原作摹刻的《靈飛經》刻帖唯有《渤海藏真帖》和《望云樓集帖》。民國期間的《靈飛經》出版物,除藝苑真賞社以珂羅版印行過《渤海藏真帖》初拓本外,其他多是《滋蕙堂帖》本。解放后文物出版社將啟功先生所藏《渤海藏真帖》初拓本(“朱”字損,“齋室”不損)印行,而上海書畫出版社印行的單行本《靈飛經》一直是《滋蕙堂帖》本。關于靈飛經的原作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1987年美國翁萬戈先生將《靈飛經》真跡43行本發表于《藝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國人才得見廬山真面目,才知道《靈飛經》真跡并未消亡。
    五、《靈飛經》的價值
    敦煌藏經洞流散之經卷不斷流入市場,近年來在各拍賣會被拍賣,價格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雖然已歷經千年,但藏經洞共計出土五萬余卷,絕大部分為唐人寫經,物既不希,何以言貴?曾與網友論及,如果將《靈飛經》真跡43行本拍賣,那價格將遠遠不止這些數目。同是唐人寫經,為什么價值差距會這么遠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靈飛經》作為傳世書跡中的經典,已經對中國書法史產生了影響,其價值不是一般寫經所能比擬。
    2、《靈飛經》的書法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唐代小楷書的最高成就,而敦煌的唐人寫經以及日本平安朝所傳唐人寫經中,精品不多,就其整體書法水平而言尚不足以蓋過《靈飛經》。敦煌出土的這么多唐人寫經中唯有為數不多的五十余件高宗內府寫經《妙法蓮花經》、《金剛經》⑩,書寫水平較為精良,盡管出自于弘文館、秘書省等處的楷書高手,但依然是用很明顯的寫經體寫就,很少具有書家品韻,而《靈飛經》中寫經體的習氣很少,我們將此帖與《蘭亭序》及《智永千字文》相較,會發現用筆、結構相似處頗多,體勢接近褚遂良一路,受到較多的唐代流行書風的影響,可見作者可能并非職業經生,而應該是一位書家。這也是這卷作品被宋代宮廷所收藏的主要原因。
    3、《靈飛經》可確信為是唐代皇室所供奉的經卷,這與民間經生的作品及官府下發的寫經作品從質量和檔次上有著本質的差異。所以其價值也決不能與其他寫經等量齊觀。
    從這卷《靈飛經》寫成至今已經1272年了,當年這位無名書家焚香沐手之后,恭謹而熟練地在厚厚的白麻紙上抄錄了這些文字,也許是為了生計,也許為了完成上級下發的任務,他一定沒有想到,其中的一件,將會幸運地穿越一千多年時光,影響到后來的書壇,讓后人為之激賞、為之贊嘆,如果他在地下有知,那將是如何地驚訝與自豪!
 
【注釋】
    ①袁桷(1266—1327)元代學者。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始從戴表元學,后師事王應麟,以能文名。20歲以茂才異等舉為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元年(1297年),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延祐年間(1314—1319),遷侍制,任集賢直學士,未幾任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1321年)遷侍講學士,參與纂修累朝學錄,泰定元年(1324年)辭歸。卒贈中奉大夫、江浙中書省參政,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②詳見《唐六典》卷八、卷十。
    ③啟功《記<靈飛經>四十三行本》詳見《藝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
    ④吳廷,又名國廷,字用卿,號江村。安徽歙縣人,是當時新安巨富,明代書畫收藏家。
    ⑤陳瓛(生卒年未詳),初名祖夔,字元瑞,又字季常,號增城。戲曲家陳與郊子,明代書法家。明末任光祿寺丞。工于書法,博雅好古,與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相友善,虛心向其請教。董其昌亦把他引為知己,認為他“深于書學,各體俱工,尤擅楷法”。陳一生注意搜集歷代書法精品,經過他鐫刻傳世的有:《渤海藏真帖》、《玉煙堂集古法帖》。董其昌對此評價很高:“雖網羅千載,而鑒裁特精”,“此帖出,而臨池之家有所總萃矣”。
    ⑥陳用敷(?-1799)浙江海寧人,乾隆二十四年舉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歷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員外郎、江南揚州府知府等職。
    ⑦秦蕙田(1702—1764)清代刑部尚書、經學家, 字樹峰,號味經,江蘇無錫人。
    ⑧翁心存(1791—1862),字二銘,號遂庵,謚文端。江蘇常熟人,道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大學士,有《知止堂詩集》。翁同龢之父。
    翁同龢(1830—1904),江蘇常熟人。清代書法家。字叔平,號松禪,別署均齋、瓶笙、松禪、瓶廬居士、并眉居士等,別號天放閑人,晚號瓶庵居士。咸豐六年(1856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參機務。光緒戊戌政變,罷官歸里。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書法藝術家。卒后追謚文恭。學通漢宋,文宗桐城,詩近江西。書法遒勁,天骨開張。幼學歐、褚,中年致力于顏真卿,更出入蘇、米。工詩,間作畫,尤以書法名世。晚年沉浸漢隸,為同、光書家第一。
    ⑨數據來自對筆者自藏清初拓本的測量,并非來自原石。
    ⑩這批寫經被稱為高宗內府寫經,為唐人寫經之最佳作,隨著敦煌遺跡的發現而復現人間,其作多出于唐弘文館、左春坊等秘書機構,作書者多為經生,監者早期為虞昶(初唐書法家虞世南之長子),其后為閻玄道(畫家閻立德之第三子),多經三校、四閱,校者、閱者多為唐玄奘高徒。嚴肅性可見,經文為唐皇室(皇帝、后宮、太子、公主)所用,經文書寫者應為當時京城一流高手。
   

(責任編輯:yua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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